《墨竹圖》原爲張大千收藏，是張大千“大千居士供百石之一”，印鈐“大千居士供百石之一”、“遲秋簃”、“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幷著錄于《大風堂書畫錄》第一輯。張大千之後，《墨竹圖》先後經錢鏡塘、王一平收藏。王一平是一位1932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建國後長期擔任上海市領導工作，工作之餘，王一平雅好書畫收藏。1966年，王一平在上海博物館對此軸作重裱，幷將張大千原題舊簽移入新裱包首，裱背有“上海博物館書畫裝裱門市部裝裱，一九六六年三月”字樣。兩個月後，“文革”爆發，王一平遭到衝擊，《墨竹圖》與它的主人一樣也經歷了“文革”的“煉”，幸運的是它完好保存下來了。本次獻拍，由王一平家屬提供。

    《墨竹圖》是石濤存世作品中爲數不多的絹本作品之一，縱100厘米，橫37厘米，繪竹一竿，孤枝繁葉，清泠泠有一股逸氣氤氳畫幅，令人置身畫前，有一種觀墨竹如同享清福的感受。視覺唯物，感覺唯心，畫家創造藝術必須兩者兼顧，而不以繁簡論高下。

    《墨竹圖》未署作年——石濤存世作品中有許多都不署年款，而是祇署名號或者館舍齋名。這是他的習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他署款的風格之一。判斷石濤《墨竹圖》以及其它未署年款作品的創作年代，除了對他的作品風格的把握之外，還可以依據他的履歷和行蹤來分析。他是大畫家，游歷廣，記載也多，一生遷居多地，但是不同時期、不同居住地他往往使用不同的名號和齋名號，尤其在他還俗前後最爲分明。比如，“大滌子”是他從北京回到揚州，在大東門外臨近小秦淮河邊築“大滌堂”也即還俗後使用的名號，這一年是1697年，所以通常認爲石濤是這一年開始啓用“大滌子”名號。後來這一認識因爲有了新的發現而提前了。目前被認定爲真迹的石濤最早一件署號“大滌子”的作品，是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十二開《花卉册》，該册作于“甲戌花朝”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二月十五日——這比他築大滌堂提前了三年，也就是說在大滌堂落成之前，石濤于1694年已經開始使用“大滌子”名號了。所以，1694年可以確定爲《墨竹圖》創作年代的上限。如果再推進一步，筆者認爲《墨竹圖》作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或者說康熙三十六年之後，這可以從《墨竹圖》上石濤的題詩及署款中作出判斷。

    《墨竹圖》繪墨竹以外，在左下方還題有石濤古風舊詩一首，署款爲“清湘大滌子清音閣題壁兼懷施愚山、梅淵公書此幅存稿”。顯然，石濤繪此作是爲了懷念他的兩位老朋友施愚山和梅淵公。施愚山就是安徽宣城人施潤章，他是順治六年進士，大名鼎鼎的詩人、文學家，字尚白，號愚山。康熙十八年，已經年過花甲幷且去職還家多年的施愚山應朝廷的召喚，又赴京城試博學鴻詞科，中試後被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梅淵公則是大畫家梅清。梅清也是宣城人，兩人分別長石濤24歲和19歲，都是石濤的長輩。康熙五年（1666），石濤由江蘇松江（今上海松江）遊至安徽宣城，駐錫於敬亭山廣教寺，其時宣城有書畫社，石濤于此結識施愚山、梅淵公等。施、梅二位激賞石濤才華，從此結爲好友，幷常常邀約，浸淫詩畫，這一年石濤25歲。《墨竹圖》上所題這首古風舊詩就是當年石濤與施、梅等人在距宣城縣城北二裏許的清音庵裏聚會時所作。據《嘉慶宣城縣志》記載，梅清等人當時結香燈會於清音庵，每歲四月集同人賦詩於此，石濤與施愚山也參與其中。這首古風是石濤爲向施、梅二位索和詩而作，有抛磚引玉的意思，其中有“思李白，憶锺繇，共成三絕誰同流”之句，“三絕”就是指他們三人，其意思既爲共勉，也抒胸懷，是很驕傲的。宣城十年是石濤一生中的重要履歷，在這裏他結交了對他一生有重要影響的許多人物，其中就包括施愚山和梅清。所以清音庵以及這首詩令他一生不能忘懷，這也是在此後的繪畫中，他多次在作品裏提及此事幷題書此詩的原因。比如現藏北京故宮、作于1684年的四開山水册頁就是繪于施愚山去世不久，此時他已移居南京，挂錫長幹寺，繪此册頁是懷念老朋友，儘管册頁中沒有出現“懷念”一類的字眼，但是題書此詩其用意已經不言而喻。而繪《墨竹圖》也是延續了同樣的感情——這一次石濤在款識中寫得清清楚楚，乃“清湘大滌子清音閣題壁兼懷施愚山、梅淵公” （清音閣是清音庵裏的一間小屋）——梅清是1697年去逝的，這時石濤早已遷居揚州，幷且已經還俗，他的“大滌堂”也是在這一年落成。在這樣的時候梅清却去世了，當年清音庵題壁的“三絕”如今只剩下他一人，這讓石濤感慨萬千，于是繪製了這幅《墨竹圖》幷錄當年舊作，以表達對故友的深情懷念——這之後，在石濤的傳世作品中我們似乎沒有再見到他錄有這首古風舊詩的作品了。所以，推斷這幅《墨竹圖》作于1697年（或者1697年之後）是合適的。《墨竹圖》原爲張大千收藏，是張大千“大千居士供百石之一”，印鈐“大千居士供百石之一”、“遲秋簃”、“大風堂漸江髡殘雪個苦瓜墨緣”，幷著錄于《大風堂書畫錄》第一輯。張大千之後，《墨竹圖》先後經錢鏡塘、王一平收藏。王一平是一位1932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建國後長期擔任上海市領導工作，工作之餘，王一平雅好書畫收藏。1966年，王一平在上海博物館對此軸作重裱，幷將張大千原題舊簽移入新裱包首，裱背有“上海博物館書畫裝裱門市部裝裱，一九六六年三月”字樣。兩個月後，“文革”爆發，王一平遭到衝擊，《墨竹圖》與它的主人一樣也經歷了“文革”的“煉”，幸運的是它完好保存下來了。本次獻拍，由王一平家屬提供。

    《墨竹圖》是石濤存世作品中爲數不多的絹本作品之一，縱100厘米，橫37厘米，繪竹一竿，孤枝繁葉，清泠泠有一股逸氣氤氳畫幅，令人置身畫前，有一種觀墨竹如同享清福的感受。視覺唯物，感覺唯心，畫家創造藝術必須兩者兼顧，而不以繁簡論高下。

    《墨竹圖》未署作年——石濤存世作品中有許多都不署年款，而是祇署名號或者館舍齋名。這是他的習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他署款的風格之一。判斷石濤《墨竹圖》以及其它未署年款作品的創作年代，除了對他的作品風格的把握之外，還可以依據他的履歷和行蹤來分析。他是大畫家，游歷廣，記載也多，一生遷居多地，但是不同時期、不同居住地他往往使用不同的名號和齋名號，尤其在他還俗前後最爲分明。比如，“大滌子”是他從北京回到揚州，在大東門外臨近小秦淮河邊築“大滌堂”也即還俗後使用的名號，這一年是1697年，所以通常認爲石濤是這一年開始啓用“大滌子”名號。後來這一認識因爲有了新的發現而提前了。目前被認定爲真迹的石濤最早一件署號“大滌子”的作品，是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十二開《花卉册》，該册作于“甲戌花朝”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二月十五日——這比他築大滌堂提前了三年，也就是說在大滌堂落成之前，石濤于1694年已經開始使用“大滌子”名號了。所以，1694年可以確定爲《墨竹圖》創作年代的上限。如果再推進一步，筆者認爲《墨竹圖》作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或者說康熙三十六年之後，這可以從《墨竹圖》上石濤的題詩及署款中作出判斷。

    《墨竹圖》繪墨竹以外，在左下方還題有石濤古風舊詩一首，署款爲“清湘大滌子清音閣題壁兼懷施愚山、梅淵公書此幅存稿”。顯然，石濤繪此作是爲了懷念他的兩位老朋友施愚山和梅淵公。施愚山就是安徽宣城人施潤章，他是順治六年進士，大名鼎鼎的詩人、文學家，字尚白，號愚山。康熙十八年，已經年過花甲幷且去職還家多年的施愚山應朝廷的召喚，又赴京城試博學鴻詞科，中試後被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梅淵公則是大畫家梅清。梅清也是宣城人，兩人分別長石濤24歲和19歲，都是石濤的長輩。康熙五年（1666），石濤由江蘇松江（今上海松江）遊至安徽宣城，駐錫於敬亭山廣教寺，其時宣城有書畫社，石濤于此結識施愚山、梅淵公等。施、梅二位激賞石濤才華，從此結爲好友，幷常常邀約，浸淫詩畫，這一年石濤25歲。《墨竹圖》上所題這首古風舊詩就是當年石濤與施、梅等人在距宣城縣城北二裏許的清音庵裏聚會時所作。據《嘉慶宣城縣志》記載，梅清等人當時結香燈會於清音庵，每歲四月集同人賦詩於此，石濤與施愚山也參與其中。這首古風是石濤爲向施、梅二位索和詩而作，有抛磚引玉的意思，其中有“思李白，憶锺繇，共成三絕誰同流”之句，“三絕”就是指他們三人，其意思既爲共勉，也抒胸懷，是很驕傲的。宣城十年是石濤一生中的重要履歷，在這裏他結交了對他一生有重要影響的許多人物，其中就包括施愚山和梅清。所以清音庵以及這首詩令他一生不能忘懷，這也是在此後的繪畫中，他多次在作品裏提及此事幷題書此詩的原因。比如現藏北京故宮、作于1684年的四開山水册頁就是繪于施愚山去世不久，此時他已移居南京，挂錫長幹寺，繪此册頁是懷念老朋友，儘管册頁中沒有出現“懷念”一類的字眼，但是題書此詩其用意已經不言而喻。而繪《墨竹圖》也是延續了同樣的感情——這一次石濤在款識中寫得清清楚楚，乃“清湘大滌子清音閣題壁兼懷施愚山、梅淵公” （清音閣是清音庵裏的一間小屋）——梅清是1697年去逝的，這時石濤早已遷居揚州，幷且已經還俗，他的“大滌堂”也是在這一年落成。在這樣的時候梅清却去世了，當年清音庵題壁的“三絕”如今只剩下他一人，這讓石濤感慨萬千，于是繪製了這幅《墨竹圖》幷錄當年舊作，以表達對故友的深情懷念——這之後，在石濤的傳世作品中我們似乎沒有再見到他錄有這首古風舊詩的作品了。所以，推斷這幅《墨竹圖》作于1697年（或者1697年之後）是合適的。

                                                                                石 濤（1642～1718） 墨竹圖
水墨絹本 立軸 100×37cm
簽條： 清湘老人墨竹真迹，大千供
著錄：《大風堂書畫錄》第一輯。
說明：1.張大千，錢鏡塘收藏。 2. 張大千題簽，配象牙軸頭。 3. 裱背有“上海博物館書畫裝裱門市部裝裱，一九六六年三月”標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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