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复仇记》连环画封面。 资料图片

         如果有人问你：“在广西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哪本？”也许你不一定回答得出来，即使是文化人，同样不一定知道。如果再问你：“广西出版的‘长篇’最畅销的是哪一本？”可能更是一个难答的题。 

        最近，我整理旧物，发现一位已故作家在1963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信纸和信封都已发黄发脆，读着它，一段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历史被揭开了。 

        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收到了一至六章的校样，非常高兴，这高兴远远超过了听到决定出版与发稿的消息，因为11年来，为之一再尝受过失望之苦的这部难产之作，终于打成了铅字，这怎么不叫人为之高兴呢！ 

        初步看了校样后，对你改动了的地方，十分满意，同时，也深深地为你付出的劳动代价而感激不尽。在此，谨致以崇高的谢意。” 

        信中所指的这本书，就是1964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在此以前，广西出版社没有出版过“长篇”，此书的问世，开创了广西出版的先河，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此书出版分上下两集，经一版再版，共发行约45万册，畅销大江南北，这也是空前的。 

        《山村复仇记》受到读者如此的关注和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地道的广西“土特产”。解放初期，广西的匪患特别严重，桂系的残兵败将和一些土匪勾结在一起，隐藏在桂北山区及十万大山，伺机蠢动。故当时的剿匪斗争，是巩固政权、建设政权的重中之重。小说反映了这一时代的重大题材，同时把曲折、传奇的故事穿梭于奇山秀水的特定环境中展现，把人的心灵美，融合在山水的自然美之中，营造了浓郁的广西特色。有人说，北有《林海雪原》，南有《山村复仇记》，这种赞美并非虚言。《林海雪原》被编成电影，而《山村复仇记》出版后不久，被话剧团编成话剧。事隔四十多年，又被改成电视剧，更名为《桂北剿匪记》。无论从发行量还是从社会的关注度来看，都说明它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者信中说到，这部“难产之作”在诞生过程中让他“一再尝受过失望之苦”，确实如此。小说从1952年完成初稿到1964年1月上册出版，共历时11年，其间经过无数次修改，共送去六家出版社，并两赴上海修改，均未获出版。在这期间，他所受的煎熬，比常人不知要高多少倍。他身负枪伤，留下了残疾，又得了肺病，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加上没日没夜地改稿，改了一遍又一遍，年仅31岁的他已经秃顶了。可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 

        也许是一种缘分，书稿几经辗转，来到了我的手中。读后，我觉得虽然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但很有基础，整个构架基本顺畅成型，更难得的是该书稿很有特色，反映的生活也很厚实。好比一个毛坯房，正等待完善和装修一样。我把意见向社长作了汇报，并极力推荐。社长同意后，我即首赴桂林当起了“装修工”。 

        第一次见面，我的信心更足了。倒不是因为他能说会道，也不是因为他有一顶小小的官帽——临桂税务局长，而是他的经历。他接待我时，备了一个小小的火锅，我们围炉而坐，促膝谈心：摆家常、叙往事，自然更多的是谈作品。令我惊奇的是，当我否定某一细节时，他马上给换上另一个，不行，再换一个。他的脑子里好像有个掏不尽的“百宝囊”。他也很有主见，绝不盲从。你说得服他时，他乐于接受；说不服他时，他也不会妥协。编者对作者设计的某些内涵不一定能够完全领会，此时，我也会被他说服。原来，他曾是阳朔一个匪患严重地区的区长，曾亲自率队到山沟里剿匪，不慎被匪首击伤了腰部和腿部，以致留下了残疾。小说处处都印记着他的身影，实际上是写自己所经历的身边的事，脑中自然拥有一个生活的海洋，何愁不能把书稿改好呢！ 

        这次炉边促膝，不但增加了信心，而且增加了同情心。作者孩子多，家境比较困难，仍执着于要把书写好，虽然屡经挫折，仍不屈不挠，经济的拮据，病体的折磨，旁人抛来“不务正业”的讥讽，都没有使他放下手中的笔。即使影响他的仕途，也在所不惜。敬佩和同情，让我的肩上增加了沉重感。

        此后，我曾二赴桂林，仍然是炉边漫话。受到全权的委托，在他再次修改后，我开始深加工的装修工程。打出校样后，再征求他的意见，他才给了我开头的那封信。 

        后来，《山村复仇记》还遭遇了一次大“难”。在那不正常的年代，它被打成“大毒草”，作者被批斗，还声言要揪出隐藏在出版界的黑手。过了这一大“难”，《山村复仇记》终于大放异彩。“文革”结束不久，出版社一位编辑找到了我，拟请我修订此书再版，并把两集合为一部。当时我已调离了出版社，但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再版于1985年出版，共发行了十八万五千余册。《山村复仇记》自此重新在全国新华书店畅销，并已编成电视剧在全国播出，成为广西一本带有标志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