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藝術價值的體現，“藝術反映時代”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近現代中國畫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映射。首先，意識形態之變在根本上決定了近現代繪畫的創作者和欣賞者的身份的改變，藝術的功用性被強調——人物畫被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廣為傳播；同時，西方文明的輸入與傳統藝術精神發生碰撞，中國畫的發展面臨了更多選擇和挑戰。黃胄便活躍在這個特殊的時期。黃胄，1925年出生於河北蠡縣，他的藝術啓蒙自一些民間戲曲和書畫作品。1937年，黃胄全家為避戰亂遷至西安，在此他接觸到抗日宣傳畫並開始進行臨摹練習。黃胄並非出生科班，但天資出眾，並習畫勤苦，當他看過趙望雲的繪畫和珂勒惠支版畫作品後，逐漸萌發了做一名畫家的人生理想。黃胄在其《自述》中提到：“在我的一生中，青年時期接觸過四位畫家，他們對我的成長起着決定性的影響。”這四位畫家是：趙望雲、韓樂然、司徒喬和徐悲鴻。他們慷慨激昂的愛國主義立場、奇俠義士的氣度無疑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更重要的是這些畫家的藝術主張都是力倡寫生，強調藝術應鮮明深刻地反映現實生活。

　　黃胄的藝術實踐圍繞現實展開。他早期的繪畫，題材緊扣政治時事，通常具有強烈的批判性，以其隨同司徒喬夫婦在泛黃區的寫生為高峰。藝術家深入花園口黃河決堤災區創作了數百幅作品，表現了戰爭對人民的深切傷害。在泛黃區寫生之後，1948年黃胄與趙望雲共赴新疆歷時8個月寫生新疆風土人情，使他對邊疆題材產生了濃厚興趣。1949年後的部隊生活使他更深入地接觸邊疆各族人民，同時他以寫生的創作形式將他的所見所感表現報導出來。邊疆題材的寫生創作在黃胄的藝術生涯中意義重大，我們看到在這股以反映現實為目的的時代洪流中，黃胄發掘了鮮明獨特的關於美的形式，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而使其繪畫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他的繪畫雖然坐實於現實，同時也富有浪漫抒情的氣息。

黄 胄（1925～1997） 新疆舞图 设色纸本 镜片 1975年作 179.5×95cm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幅《新疆舞圖》作於1975年，是典型的黃胄邊疆題材系列作品。此件作品具有極強的視覺衝擊力，觀之，一股清新雄勁的大寫意畫風便鋪面而來。在這件高179.5cm、寬95cm的畫作中，流動的勢能充滿整個畫面。從上至下，藝術家有心安排了一個完美的節奏：以最上方拍鼓的樂手為端，其鼓和手的動態構成一個從左上往右下的動勢；至中間撥琴的樂手，手中所持沙塔爾的朝向又形成了一個由右上至左下的動勢；而當中舞者的動態尤為精彩，頭頸的扭動、手臂的動作，最後與裙擺的舞動一起，蜿蜒流轉；身軀作為一個主軸縱向地將這些動勢整合，使得畫面靈動而不散亂，鬆弛又渾然一體。黃胄更以精准靈動的筆法刻畫人物形象，使之成為畫面的題眼，將這股流動之氣凝結於人物的神情動態之中，呼之欲出。

　　黃胄邊疆題材的繪畫話題豐富，如：“載歌行”、“慶豐收”、“叼羊圖”、“塞牛圖”以及“新疆舞圖”等等。有意思的是，他各個主題的畫面構成有如公式一般，三兩排列組合構成畫面各異的作品。如“新疆舞圖”這個母題，黃胄就做過相當多的創作實踐，大都以一人跳舞、一人奏琴、一人打鼓為基本構成內容。黃胄這些繪畫作品都是其推敲畫面的思考的記錄，至這一幅作於1975年的《新疆舞圖》，其構圖動態、筆法設色等已達爐火純青。黃胄在1974年因政治原因被封筆近一年，而我們看到此作鬆動而不生疏，這是藝術家早年大量速寫創作積累的效應，現實場景早已默記在心。並且黃胄畫畫速度極快，揮毫而就，遂氣勢連貫，激情奔放。近觀《新疆舞圖》,藝術家運用側鋒、逆鋒、散筆、乾筆、濕筆，疾速書寫，幾乎難辨章法。但經由這些筆墨痕跡，我們清晰感覺到筆在紙上飛快游走的率意和自由。稍退遠，統觀全畫，便覺這些錯綜的線條和顏色處處坐實於對象，不差錙釐。他用這樣一種極富速度感的筆墨，捕捉住快速的舞蹈動作的瞬間，將“書寫”與“舞蹈”共通的時間性在平面空間內完美地呈現，令人叫絕。蘇軾曾形容吳道子是“當其下筆風雨快，筆墨未到氣已吞”，而我們在黃胄的繪畫中也同樣能體會到這股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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